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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邦

齐鲁名人:
孔子、孟子、孙膑、姜尚、扁鹊、吴起、子思、墨子、鲁班、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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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两千多年以来,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精神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和民族心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他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同时,孔子也逐渐地超越了国界,广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识和了解,其思想学说的意义和价值日益得到重视和认同。因此,孔子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文化名人。
周游六国 整理六经
孔子在各国游历十三年,虽然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这十三年的漫游历程,却使孔子广泛地接触到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实际情况。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孔子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空谈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实践精神的思想者。十三年中所到之地,在文化上都具有不同特性,而且无论是在草野之间还是在庙堂之上,到处都闪烁着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思想火花,这些无疑都极大的开阔了孔子的文化和思维视野,令他能够广采博收,集百家之长,以为己用。可以说,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最终成熟,正是在这十三年间完成的。而且,在十三年的游历中,孔子所到之处,都广收门徒,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极大的提高了他本人和他的思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也是孔子身后之所以能被广为尊崇、他所代表的儒家学派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孔子六十八岁返回鲁国,到七十三岁去世,在故乡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五年。这时,由于他已经具有了很高的名望,所以被鲁国君臣礼尊为“国老”。这五年间,孔子一方面以“国老”的身份咨政,与鲁国君臣及任职的弟子谈论为政之道,对国政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反对季康子实行田赋和以诸侯礼祭泰山等等,但有些意见不一定受到真正的重视。另一方面,他还进一步发展了的自己的教育事业。《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些弟子中除了一小部分是以前三十余年所收的弟子,更多的恐怕还是在享有盛名的晚年招收的,可见其办学规模之大。第三方面,孔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其成果就是被尊为儒家经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六经”。
这五年也是孔子的生命逐渐走向衰微的五年。在他归国一年前,他的妻子亓官氏去世。大约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孔子七十岁时,他的独生子孔鲤死了。次年,他最钟爱的弟子颜回也死了。他悲恸得老泪纵横,连呼:“天丧予!天丧予!”。又一年,另一个得意门生子路也在卫国宫廷政变中惨死。令孔子感觉不祥的征兆也出现了。鲁哀公十六年,正当孔子在修《春秋》时,一头奇怪的野兽被人猎获,据说是麟。麟是仁兽,在不该出来的时候出来并被猎获,孔子认为这意味着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叹息说:“吾道穷矣。”于是记下“西狩获麟”之后,就罢笔不再修春秋,世称“获麟绝笔”。鲁哀公十六年(前479),一连串的打击和强烈的暮年之感终于使孔子病倒了,在“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的哀叹中,孔子走完了自己七十三岁的人生旅程,闭上了双眼—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
仁学思想 礼治规范
孔子作为先秦百家争鸣时代最杰出的思想者之一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巨人,留给后世的思想文化财富是极其巨大而丰富的。
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最集中地体现在《论语》这部语录体的散文着作中。《论语》并不是孔子自作,而是在他死后,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相继纂录而成,以记录孔子的言论为主要内容,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初年。虽然《论语》所记的言论相对于孔子一生而言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只是一些零散无序的片段,但是由于它从各个角度记录了孔子不同时期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言论,所以完全能体现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概要,因而成为后世儒家学派最为重要的经典,也成为传统社会历朝历代从草野平民到帝王将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圭臬,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代表着作之一。
孔子的思想体系极其庞杂。它包含哲学、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等各方面的观点和学说,而彼此之间又融合交织,自成一体,可以说博大精深。但是概而言之,“礼”与“仁”的观念以及在这二者的统一中建构起来的一整套仁学思想,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礼”在孔子的言论中作为一个单字出现,往往代表礼乐,也就是礼乐制度和礼乐观念,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同时,孔子所说的“礼”,往往指的是周礼,也就是周族从父系家长制时代以来在原始巫术和祭祀活动及族群关系中逐步形成的典章、制度、习俗和仪式,是周人的习惯法和道德律。周朝建立以后,周公参考夏礼、商礼对周礼进行了一番改造和完善(即所谓“制礼作乐”),并加以推广,使之成为一套用以规范天人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具有浓厚的宗法等级色彩的统治法则。孔子自幼生活在周文化风习浓郁的鲁国,对周礼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尊崇之心,因而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他痛感于东周以来列国纷乱、“民散久矣”、“民恶其上”这样一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因而把恢复礼制作为自己的责任和追求。
孔子所维护的礼包含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是“尊尊”,就是在区分人的等级的基础上,保持位卑者对位尊者的尊崇和服从。尊尊首先是要尊君。他主张“事君尽礼”(同上)、“事君,能致其身”(《学而》),就是说要按礼的法则来侍奉君主,并能为之献身。第二是“亲亲”,也就是对亲族的爱,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其中孔子更加强调的是子对父母的孝顺和弟对兄的恭顺,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因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即父子互为对方向外人隐瞒过错也可以说是正直,就是因为它符合“亲亲”的原则。尊尊体现的是等级制的原则,而亲亲体现的则是宗法制的原则。为了维护这样的原则,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主张,也就是用一个人的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去要求他,使其言行与名分相符。他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同上)。而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也就是要求以君臣父子之名,正君臣父子之实。
从对礼制的维护来看,孔子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礼对于孔子而言只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孔子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核心观念是“仁”,也就是一种内在的要求和精神品格。孔子思想的意义正是在于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以“仁”的内在要求来解释“礼”的外在规范,从而建构起一整套仁学思想体系。
“仁”在孔子的言论中有多处不同的解释,也就决定了“仁”是一个包括不同层面含义的概念的有机体。孔子的弟子曾经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同上),还主张“泛爱众”(《学而》),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可见,从这层意义上讲仁就是对他人的爱,对所有人的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有的品格;但是“仁”又并不是如墨家所言的“兼爱”和西方观念中的“博爱”,而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心理情感基础上的有差等的爱,也就是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这就使得孔子的“仁”的观念体现出一种极强的实践理性精神。在此基础之上,孔子还将仁与礼相结合,由此界定出仁的另一个层面的含义,那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意思是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就是仁。而具体的做法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仁”又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不是迫于外在的压力,而是出于人格的觉悟去践行礼。由此,孔子就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常之用,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①。这样,孔子就把仁的概念提升到本体论的范畴,以此来解释礼的正当性,从而将仁与礼高度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他仁学的思想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孔子对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形成的礼制中那种浓郁的天命鬼神观念采取“敬而远之”、“存而不论”态度,因此在他的仁学思想体系中,礼所包含的种种超人或非人的因素无疑被极大的消解掉,而由仁所规定的那种可贵的“民本”和“人道”的精神却得到了强烈的彰显。
孔子以其仁学精神来观照政治,就形成了他的仁政德治思想。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从仁的观念出发来对待百姓,关心和爱护百姓,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等等。而最重要的原则是应以德政来取代苛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也就是说,以德政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被众星拱卫一样受到老百姓的拥护。他还对比两种不同的治民方法所导致的两种不同的效果: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同上);一种则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同上)。也就是说,如果以政令和惩罚的办法来规范百姓,他们虽然一时免于刑罚,却没有基本的道德意识,一旦失去外在的约束,就会犯罪;而以道德和礼教来规范他们,老百姓不仅会有道德意识,而且人心归服。所以,孔子非常重视教化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曾经教导冉有说,如果老百姓人口众多(“庶”),就应该让他们富裕(“富”)起来,富裕起来了就应该对他们进行教育(“教”)。正是在这种庶、富、教的追求中,孔子建立起他“大同”和“小康”的政治理想。
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也形成了他的伦理思想。孔子以仁来统摄礼,其实质是要以内在的道德自觉来达到外在的伦理和谐。所以,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从实践理性的原则出发,在爱有差等的基本观念上建构起来的。由此,他提出了孝、悌、忠、信、恭、敬、智(知)、勇、宽、惠、温、良、俭、让、知耻等一系列的道德行为准则,并强调义利之辨,来规范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在此基础之上,孔子还提出“君子”的人格追求。他认为君子不仅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有完美的道德品质,要明辨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究忠恕(“尽己为人和推己及人”),智勇兼备,等等。
中庸思想也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仁与礼是孔子的原则,而中庸则是孔子把这些原则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法论。所谓“中”,指中正与中和;所谓“庸”,即是用,即是常。因此,中庸也就是把中正与中和当做常道加以运用。首先,中庸要求处理任何事情都能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允执其中”、“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舜善用中庸,能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其次,中庸还提倡“和而不同”,也就是要让矛盾对立面既妥善地加以调和、融通,互相补充,又能保持彼此的差异性。孔子反对完全取消差异性的“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中庸思想不同于毫无原则的庸俗的折衷主义,它是孔子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一部分,是孔子智慧的重要体现。
狗万是什么足彩 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也是博大精深的。他推动先秦时代学术下移的潮流,办私学四十余年,“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教育思想理论。首先,孔子把培养理想的君子人格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也就是说,只有在道德品质和文化修养两方面协调发展,才能达到理想的君子人格。为了造就理想的君子人格,孔子推行文、行、忠、信四教,也就是四个方面的教学内容,作为培养品学兼优人才的保证。其二,践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孔子十分重视后天环境对人成长所起的作用,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因此,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人人应受教育,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得以完善和发展。孔门弟子三千,出身不同,其“类”可以说十分庞杂,孔子却都收而教之。但是同时,孔子又主张“因材施教”(朱熹语),注重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给以有针对性的培养。所以他的弟子们虽同受文、行、忠、信四教,都是身通六艺,但却又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方面(即“四科”)各有所长,可以说都得益于“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其三,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注重使用诱导和启发的教学方法,以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效果。颜回曾经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子罕》),孔子自己则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一以三隅返,则不复也”(《述而》),意思是要让受教者先感受到学习的困难,在他想了但想不通,要说又说不出的时候,再给以启发和指点,最终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其四,言教与身教并重。孔子教育学生,不仅注重言教,而且注重身教。在与弟子患难与共的长期相处中,孔子所掌握的多种多样的实用技能,渊深的学识和文化修养,谦恭和善的处世之道,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都展现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人格力量,带给弟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子贡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弟子们一生追随孔子并努力实现他的主张和理想,都是孔子言教与身教并重的结果。此外,孔子在长期教学和相处中,还与弟子结成了一种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老师理所当然地教育弟子,弟子也可以毫无避讳地指出老师的缺点。仅《论语》所记,子路就曾多次对老师提出批评,有时甚至很尖锐,孔子虽有辩解,却从不恼火。这种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孔子还是一位伟大的文献整理专家。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由于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造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混乱局面。很多自上古以来流传的文献资料或残缺不全,或散佚不存。这样孔子在对礼乐的考察和研究中就深感“文献不足”,在教学过程中也深感缺乏完善的教材。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开始(主要是在晚年)对三代以来的所流传的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其中主要是对“六艺”的整理。“六艺”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艺;一种则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典籍。孔子所整理的是后者。他在教学之余的时间里,对“六艺”进行认真了搜集、校定和编次,历时数年,终于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新“六艺”,被后学奉为儒家经典,尊之为“六经”(后《乐》经佚失,故又称为“五经”)。经过孔子整理的“六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夏商周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是孔子为整个中华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作出的卓越贡献。
创立儒学 传承文明
孔子生前并不得志,其道不行;身后虽备受殊荣,也时遭诋毁。一方面,孔子被历代后学和历朝帝王尊为“圣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乃至奉若神明,追封加谥,祭祀以时;孔子生前的宅第变为庙堂,不断扩建,孔子的后人也被赐以特权,累世不绝。另一方面,对孔子的质疑、批判和诋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先秦以来的道、墨、法三家的批判,到东汉王充的质疑,到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的嘲骂,到明代李贽的非议,到太平天国的丑化,直到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得不从策略上以矫枉过正的激烈方式来批判孔子,以达唤起民众、更新思想直至最后改造社会的诉求。两千多年来,孔子及孔学似乎总是处在各个时期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中心。
然而,上述情形下的孔子大多数时候并不是真实的孔子本身,而是被误会、曲解和偶像化的孔子,并不是孔子在后世产生影响的真正体现。要准确把握孔子对后世的影响,就应该把孔子还原为一个思想的探索者和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巨人。
作为一个思想的探索者,孔子最大的影响是开启和创立了儒家学派的思想学说。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到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到清代新经学,一直到现代新儒家,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学派的理论学说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绵延最长久、体系最庞大、对社会历史结构的作用力最深广的一大学派。
作为一个文化巨人,孔子及其思想则对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孔子的思想和主张,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到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安排自己的生活、处理各种事务、协调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最终积淀和转化为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正是以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为作为坚实的内核才得以形成。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几千年来之所以历经各种内忧外患而始终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所催生出来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
孔子也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自汉唐以来,儒家典籍就渐次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伦理和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孔子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孔子及其思想也随之越过重洋,传入西方,并在西方产生广泛的影响。德、英、法等国的一些学者和思想家,如莱布尼兹、沃尔夫、伏尔泰、歌德、拜伦等都曾赞誉过孔子的思想和学说。进入20世纪,孔子及其思想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注意。1988年,巴黎全世界诺贝乐奖金获得者会议上宣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2.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国(现山东省邹城市)人,有人认为邹国是鲁国的附属国,也有人说孟子是鲁国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儒家的思想主义流派。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
孟子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父名激,母邹氏。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1],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的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孟子的生平和孔子很相似,都是贵族的后裔,平民出身,幼年丧父,一生所走的道路都是求学、教书、周游列国。孟子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
拜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人为师时姓曾名参(孔子亦有徒名曰曾参,即曾子),后更改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孔汲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为《孟子》七篇”。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本为“鲁国三桓”之后,父名激,母仉氏。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因而从鲁国迁居邹国。
据《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曾受教于孔子的孙子孔汲。但从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受业孔汲之门人”,这倒是有可能的。有一种说法是,孟子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后拜入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下,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孟子出生时孔汲已逝世三十载。所以还是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孔汲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就连孟子自己也曾说:“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 离娄下》)无论是否受业于孔汲,孟子的学说的确受到了孔汲的影响。所以,荀子把孔汲和孟子列为一派,这就是后世所称儒家中的思孟学派。
3.孙膑
孙膑,其本名孙伯灵,是中国战国时期军事家。在今山东鄄城人。是军事家孙武后代[1],曾与庞涓为同窗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深谙《孙子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因嫉贤妒能,恐孙膑取代他的位置,骗孙膑到魏使用奸计,孙膑被处以髌刑。[2]齐欣赏其兵法韬略后被齐国使者偷偷救回齐国,被田忌善而客待。后通过田忌赛马被引荐与齐威王任为军师。马陵之战,身居辎车,计杀庞涓,打败魏军。着作有《孙膑兵法》,部分失传。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挖掘出土有《孙膑兵法》残简,现藏于临沂金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其书有一万一千余字。
纵观《孙膑兵法》十六篇,在继承孙、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延伸。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举兵绳之",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存亡国,继绝世",而一旦战败,则会"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道"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富国",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任势"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因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孙膑贵势",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势",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任势"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势",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
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居生击死" 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战》篇中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做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谓"人和",就是得众、得人心。"得众者,胜","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三阵"、"五阵"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孙膑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索阵,用来进剿敌人;囚逆阵,用来疲惫敌人;危□阵,严兵以临敌;云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羸阵,围困敌人;阖燧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皮傅阵,用来强攻救援;错行阵,声张军威;刲阵,攻击高陵之敌;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军阵阵法。
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这就是说,用八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作战的说明,是经典式的说明,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其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
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孙膑还发挥了孙武"攻其所必救"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批亢虚"、"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武"我专而敌分"、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我卒并而击之"。
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知道者",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国内得民之心,在国外知敌之情,上阵知八阵之经;见胜利敢于战争,不见胜利敢于进谏。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即五教法:处国之教,行行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他认为,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家才会"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
当然,《孙膑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例如: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有时对于战争中的地形等物质条件看得过于片面和绝对。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
4.姜尚
姜子牙 ,商末周初军事家,齐国开国君主。辅佐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姜子牙,亦作姜尚。是东海边之人。其先祖曾做四岳之官,辅佐夏禹治理水土有大功。舜、禹时被封在吕地(今河南南阳西),所以又称吕尚。有的被封在申,姓姜。夏、商两代,申、吕有的封给旁支子孙,也有的后代沦为平民,吕尚就是其远代后裔。吕尚本姓姜,因为以其封地之名为姓,所以叫作吕尚 。
姜子牙出世时,家境已经败落了,所以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 也开过酒店卖过酒,聊补无米之炊。但姜子牙人穷志不短 ,无论宰牛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能有一天为国家施展才华,可是直到70岁还是一无事处,闲居在家。
相传姜子牙72岁时垂钓渭水之滨磻溪(今宝鸡市陈仓区天王镇伐鱼河畔),才遇到求贤若渴的姬昌侯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认为姜太公是个奇才,请他坐车同归,并拜他为师,从此开始了他兴周灭商的人生道路。此即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来源。
姜子牙72岁时,借钓鱼的机会求见姬昌 。姬昌在出外狩猎之前,占卜一卦,卦辞说:“所得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乃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臣。”姬昌于是出猎,果然在渭河北岸遇到姜子牙,与姜子牙谈论后姬昌大喜,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子牙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
姜子牙博学多闻,曾为商纣做事。商纣无道,姜子牙就离开了。四处游说列国诸侯,未得知遇之君,最终西行归依姬昌。有人说,姜子牙乃一处士,隐居海滨。姬昌被囚禁在羑里时,姬昌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子牙之名而召请他。姜子牙也认为“听说姬昌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姬昌,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姬昌。姬昌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虽然姜子牙归周的传说各异,但大旨都认为他是姬昌、姬发之师。
姬昌从羑里脱身归国后,暗中和姜子牙策划如何推行德政以推翻商纣政权,其中很多是用兵的权谋和奇计。姜子牙辅佐姬昌积善修德,明道行仁;对外促使姬昌联络对纣王不太满意的其他诸侯国对其纳贡,从而使纣王放松警惕;对内定爱民之策,行惠民之事,提倡生产,训练兵马;所以后代谈论用兵之道和周朝的隐秘权术的,都尊法姜子牙的基本策略 。姬昌为政清平,尤其在明断虞、芮二国的国土争讼后,被诗人称道为膺受天命。姬昌又讨伐了崇国、密须和犬夷,大规模建设丰邑。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都归心向周,多半是太公谋划筹策的结果 。
姬昌死后,姬发即位。九年,姬发想继续完成姬昌的大业,东征商纣察看诸侯是否云集响应。军队出师之际,被尊称为“师尚父”的姜子牙左手拄持黄钺,右手握秉白旄誓师,说:“苍兕苍兕,统领众兵,集结船只,迟者斩首。”于是兵至盟津。各国诸侯不召自来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可以征伐商纣了。”姬发说:“还不行。”班师而还,与姜子牙同写了《太誓》 。
又过二年,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囚禁了箕子。此时纣王荒淫暴虐到了极点,姜子牙见时机成熟,就向姬发提出伐纣建议。姬发于是通告诸侯共同征伐。姜子牙精选兵车300辆,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组成伐纣大军。发兵时姬发占卜龟兆不吉;行军途中又遇暴风骤雨,姬发和众臣的决心一度动摇。姜子牙力排众议,坚定了姬发伐纣的信心。 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周军到达商都朝歌郊外70里处的牧野,各诸侯率兵车4000乘会合。商纣王也集结70万(一说17万)兵马赶至牧野。战幕一揭开,姜子牙亲率少部精锐为先锋在前面挑战,随后姬发率领大队人马攻击商纣王的军队。商军人多势众,但士卒与商纣王离心离德,纷纷倒戈。纣王见大势已去,急忙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姜子牙引姬发入殷都朝歌,诏告天下商朝灭亡,周王朝诞生。
第二天,姬发立于社坛之上,群臣手捧明水,卫康叔封铺好彩席,师尚父牵来祭祀之牲,史佚按照策书祈祷,向神只禀告讨伐罪恶商纣之事。散发商纣积聚在鹿台的钱币,发放商纣屯积在钜桥的粮食,用以赈济贫民。培筑加高比干之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把象征天下最高权力的九鼎迁往周国,修治周朝政务,与天下之人共同开始创造新时代。
武王灭商后,同姜子牙、周公旦等人商议,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作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建都立国,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由于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功勋卓着,而被首封于齐地营丘(即今淄博市临淄区)建立齐国 ,以稳定东方。
公元前1045年,姜子牙带领本部人马奔营丘而来。因为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一行人行军速度很慢。一天傍晚他们来到离营丘不远宿营,准备明日赶到营丘。有人说“有道是机会难得。这些人睡起觉来香甜安稳,哪像个赴国建都的样子”。 姜子牙听后睡意全无,急命整顿人马披星戴月赶赴营丘。至黎明时到达淄河西岸,只见莱国军队正在涉水奔营丘而来,剑拔弩张,形势危急。原来莱国与营丘离得很近,是商纣王的属国,莱侯想趁姜子牙立足未稳之际抢占营丘。两军在淄河西岸展开对垒,姜子牙指挥镇定自若,士兵作战英勇顽强,莱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悻悻而回。齐国就这样正式建立起来。
姜子牙建立齐国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司寇营汤阳奉阴违,受贿害民,并妖言惑众,宣称要以所谓的“仁义”治齐,姜太公便令人把营汤斩首,以正政令; 东海上有被时人称为“贤人”的狂矞、华士兄弟,不向天子称臣,也不为诸侯做事,以不合作的姿态和平对抗新生的齐国,姜子牙认为他们自私自利,不为国家尽义务,是“害群之马”,就下令诛杀他们。 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抗命令法规的事情了,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姜子牙就去向周公“报政”,即向周公汇报其安邦定国的政绩。
5.扁鹊
扁鹊(公元前407—前310),原名秦越人,或齐国卢邑(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州(今河北任丘县北)人。战国时代名医。《史记》等载其事迹涉及数百年。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相传扁鹊曾医救虢太子,扁鹊死后,虢太子感其再造之恩,收其骨骸而葬之,墓位于今永济市清华镇东。 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由于扁鹊医道高明,为百姓治好了许多疾病,赵国劳动人民送他“扁鹊”称号。发明创造:《内经》和《外经》,四诊法(即望、闻、问、切)
少年拜师
扁鹊年轻时做人家客馆的主管。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客馆来,只有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时常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他来来去去有十多年了,一天叫扁鹊和自己坐在一起,悄悄和扁鹊说:“我有秘藏的医方,我年老了,想传留给你,你不要泄漏出去。” 扁鹊说:“好吧,遵命。”
行医诸国
公元前361年之后,秦越人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原属陕西,今河北邯郸市)当地人民很重视妇女,所以他便做带下医(妇科医生)。因此,他的威望就更高了。
后来他又取道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之伏道社,渡黄河经长清(今山东长清县),于公元前357年到了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县)。齐桓侯田午派人招待他,桓侯接见时,他望着桓侯的颜色,便说:“君有疾在胰理,不治将深。”桓侯答道:“寡人无疾”。他离开后,桓侯就对左右的人说:“医之好利,欲以不疾为功。”过了五天,他见到桓侯又说:“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仍答道:“寡人无疾。”他辞出后,桓侯感到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再看见桓侯时,他又郑重地说:“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很不愉快,没有理睬。又过了几天,扁鹊复见桓侯。看见桓侯的脸色,吃惊的溜走了。桓侯便派人追问原因,他说:“疾之居腠理,汤熨之所及;在血脉,针石之所及,在肠胃,酒醪之所及;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不久桓侯病发,派人去请他治疗,可是他已取道魏国,跑到秦国去了。桓侯终因病深,医治无效而死去。
秦越人等离开临淄后,于公元前354年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在大梁时,他曾见过魏国的国王魏惠王。公元前350年,他们一行到达秦国的都城咸阳。以后又回大梁。
在公元前355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都逗留在那里行医。大约于公元前317年,他们又取道周都洛阳( 河南洛阳),听说当地的人民很敬重老人,因此,曾为“耳目痹医” (五官科、疯科医生)。后来他们又向咸阳而去。
公元前310年,扁鹊再度来到咸阳,因咸阳的人民很爱小儿,所以他就做了“小儿医”。扁鹊及其弟子不辞艰辛,行程四千余里,周游列国,济世救人;他们“随俗为变”,成为医、药、技非常全面的“全科医生”。
名扬天下
扁鹊名声传扬天下。他到邯郸时,闻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治妇女病的医生;到洛阳时,闻知周人敬爱老人,就做专治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闻知秦人喜爱孩子,就做治小孩疾病的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派人刺杀了扁鹊。天下谈论诊脉法的人,都遵从扁鹊的理论和实践。
遇害经过
秦武王与武士们举行举鼎比赛,不觉伤了腰部、疼痛难忍,吃了太医李醯(音西)的药,也不见好转,并且更加严重。有人将神医扁鹊已来到秦国的事告诉了武王,武王传令扁鹊入宫。扁鹊看了武王的神态,按了按他的脉搏,用力在他的腰间推拿了几下,又让武王自己活动几下,武王立刻感觉好了许多。接着又给武王服了一剂汤药,其病状就完全消失。武王大喜,想封扁鹊为太医令。李醯知道后,担心扁鹊日后超过他,便在武王面前极力阻挠,称扁鹊不过是“草莽游医”,武王半信半疑,但没有打消重用扁鹊的念头。
李醯决定除掉扁鹊这个心腹之患,派了两个刺客,想刺杀扁鹊,却被扁鹊的弟子发觉,暂时躲过一劫。扁鹊只得离开秦国,他们沿着骊山北面的小路走,李醯派杀手扮成猎户的样子,半路上劫杀了扁鹊。
医学思想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从治疗虢太子一例,他所用的方法有砥石,即针刺法,还有热熨法和服汤药法等。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证,都属疾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齐桓侯、虢太子等案例,都说明他是内科方面的能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当他游历到秦国时(今陕西咸阳一带),就专治小儿疾病;当他云游到邯郸(当时为赵国都城)时,又主要诊视妇科病证;而当他到雒阳(当时是周国的首都,今为河南洛阳)时,便主要从事老年人病证的治疗,多医治耳、眼等五官病证。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扁鹊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尚的医德。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如他治好虢太子的尸蹶证后,虢君十分感激,大家也都称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患者并没有死,我只不过能使他重病消除、回复他原来的状态而已,并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6.吴起
吴起是战国时期卫国(今河南鹤壁一带,一说山东定陶县)人,喜好用兵,一心想成就大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与《儒林列传》记吴起在鲁“尝学于曾参”,至魏又拜子夏为师。
孔门再传弟子中,出现这样一位与“兵圣”孙子齐名的大军事家,由此对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学者对军事的态度和素养很有说明和参考作用。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杀了自己的妻子(为后世诟病),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
谗言连累
吴起的得势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一时流言四起。鲁国有些人在鲁王面前中伤吴起说:“吴起是个残暴无情的人。他小时候,家资十全,他想当官,从事游说活动没有成功,以致家庭破产。乡邻都耻笑他,吴起就杀了三十多个诽谤他的人。逃出卫国而东去。他和母亲告别时,咬着臂膀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人卫’。此后他就在曾参门下学习。过了不久,他母亲去世,他竟然没有回家。曾参为此很鄙视他的为人,和他断绝了关系。吴起这才跑到各国,学习兵法奉事鲁君。鲁君对他有怀疑,他就杀了自己的妻子以争取做将军。鲁国是个小国,一旦有了战胜的名声,就会引起各国都来图谋鲁国了。而且鲁国和卫是兄弟国家,鲁君用吴起,就是抛弃了卫国。”鲁君因而疑虑,就辞退了吴起。
堪比司马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去本事他。文侯问大臣李克说:“吴起为人如何?”李克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田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魏文侯就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攻克五座城邑。
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拥护,就任命他为西河(今陕西合阳一代)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攻取秦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澄城南),并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郑(今华县),筑洛阴(今大荔南)、合阳(今合阳东南),尽占秦之河西地(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间地)(参见魏攻秦河西之战),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这一时期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大的诸侯国。
历史影响
吴起在政治、指导战争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把这些经验深化为军事理论。《汉书·艺文志》着录《吴起》48篇,已佚,今本《吴子》六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系后人所托。其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他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才能对外用兵,提出国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在《料敌》篇中强调了了解和分析敌情的重要意义,并且具体指出了处于6种情况的国家,不可轻易与其作战。他懂得战争是千变万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应变的措施。在《应变》篇具体论述了在仓卒间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及敌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战法和胜敌的策略。
《治兵》、《论将》和《励士》3篇主要阐述了他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质量高的标准是:要有能干的将领,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要有统一的号令;要有严明的赏罚。他重视将帅的作用,尤其是重视将帅的谋略,强调好的将帅应有优良的品质和作风。重视士卒的训练,提高实际作战能力。强调赏功以励士兵。
7.子思
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说孔子68岁时子思出生,而这时孔子刚刚由 季康子派人带厚礼从卫国请回 鲁国欲招其做官。孔子虽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为与孔子的 政治思想背道而驰,所以拒绝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业上,删《 诗》、《 书》,定《 礼》、《 乐》,修《 春秋》,作《 易传》,努力搜集整理古代文献作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从时间上来说,子思儿时的启蒙教育完全有受之于孔子的可能。其次,孔子本人确实也很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他曾教导其子伯鱼,让他认真学习诗、礼,并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告诫他。孔子对于孙子子思也同样寄予厚望。《圣门十六子书》中记载:孔子晚年闲居,有一次喟然叹息,子思问他是不是担心子孙不学无术辱没家门。孔子很惊讶,问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说:“父亲劈了柴而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继承父业,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孔子听后欣慰地说:“我不用再担心了。”
《圣门十六子书》记载的这则故事恐怕并非虚言,《 孔丛子》一书中也有与之意思相近的记载。情况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 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学说。后来,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随曾子学习受益匪浅。所以《圣门十六子书》中说:“子思从曾子学业,诚明道德,有心传焉,乃述其师之意,穷性命之原,极天人之奥,作《中庸》书,以昭来世。”从曾子那里,子思也继续学习 孔子思想的真传,阐发了孔子的中庸之道,着成《中庸》一书,被收在了《礼记》里。另外,《 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子思的着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然而,关于《中庸》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是战国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种观点认为作于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说法。
传统观点认为《中庸》出于子思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明确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后,汉唐注家也多遵从此说。如 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 昭明圣祖之德。” 唐代的 陆德明、 孔颖达也同意这一看法。宋代 二程、 朱熹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清楚地指出:“《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 胡适就认为其中虽然加入了后人的某些材料,但该书大体上还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为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 人生哲学的发展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程是从极端的伦常主义、重君权、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到尊崇个人、鼓吹 民权和心理的人生哲学的过渡。而《大学》和《中庸》就反映了这个过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说的主张出现较晚,他们依据《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认为这是 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的话语,不应该出现在 战国时期。《中庸》又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 礼乐焉。”认为这应当言于秦亡之后。
实际上,子思作《中庸》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东汉的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着录有《中庸说》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类着录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其中有无《中庸》也未明言。在《汉书·艺文志》的礼类中,对于《礼记》各篇没有一篇单独立目,只有《中庸说》着录其中,所以 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礼经,盖此之流。”看来,《中庸说》可能就像《诗》有《鲁诗说》、《韩诗说》那样,是专门“说”《中庸》的着作。这说明此前《中庸》已经单独行世,并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其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句,按 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解释,孔子生于春秋晚年, 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趋于分裂,已经没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现实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应解释为“若”,《 经传释词》曾列举许多古书中的例子都是假设语气,孔子所说也是假设,并非当时的事实,所以不能因这段话而怀疑《中庸》的成书年代。
不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说法还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证实。《 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经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说,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儒家着作《五行》,证明了什么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之说,并在《中庸》、《孟子》等书中找出了这个学说的痕迹,由此可以确定《中庸》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的着作有二十三篇,曾经被编辑成《子思子》一书。这个记载是否可信,学者们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 荆门 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 竹简,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证明了《中庸》一书确实为子思的作品。该墓出土的竹简已经编成《 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学术着作,这些着作可以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有《缁衣》、《五行》、《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据着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 郭店竹简中的这些儒书属于儒家子思一派,《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着录的《子思子》。同时,这些竹简儒书又与《中庸》有不少相通之处,如《性自命出》论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尊德义》的体例与《中庸》篇也颇近似。 沈约曾说《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简中又有《鲁穆公问子思》。因此,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庸》一书的确出于子思之手。
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样很重视礼,也身体力行遵守礼。子思得知父亲的前妻去世后,就在孔氏之庙痛哭,他的门人对他说:“庶民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恍然大悟,连连承认是自己的过错,“遂哭于他室”。子思与其他许多着名儒者一样也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并且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与孔子不同,为了施展抱负,孔子曾仕鲁参政,但却以去鲁告终。孔子 周游列国,企图游说诸侯,但处处碰壁,甚至在各国受困。子思则不然,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则以推行自己的学说为重婉言谢绝。
子思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对后世产生的较大影响,主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面,特别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 论语》一书中,然而它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据说,尧让位于舜时就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 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经强调折狱用刑时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后来,子思作《中庸》一书,对孔子的中庸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该书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和 自然法则,讲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把“中庸”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了世界观的高度。
子思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泄出来的时候,心是平静的,无